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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本院审判与调研第2期
发布日期:2018-08-05 来源人民法院 字号:[ ]
  • 审判与调研

第二期

(总第159期)

安吉县人民法院编                                2018年3月8日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完善

王赦黎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自美国,“非法”原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有关不得进行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的规定。国家机构的侦查人员违反这条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即为非法证据而不能在刑事司法中使用。随着世界各国政治法律理念的进步以及人权保护观念的普及,各国都发展了结合本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2010 年 5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这《两个规定》的发布,被认为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对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出了较大的修改,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法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为了对人权的保护,但人权的保护往往又和追究犯罪的任务有冲突,怎样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合理构建的关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完全弥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的一些漏洞,也未彻底解决该规则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完善则是对改善我国的司法现状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解释,但由于非法证据的概念并不统一,主要分为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和狭义上的非法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是指一切违反证据合法性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主要表现为:证据的表现形式不合法;证据的收集主题或者收集程序不合法;证据的来源不合法;证据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进行查证。

从广义上的非法证据的概念来看,只要是违反合法证据条件的任何一个条件,就视为非法证据。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违反合法证据条件的证据,就都不能用来作为定案的证据。所以就有了狭义的非法证据的概念。

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程序所收集的证据。从该狭义的非法证据概念来看,非法证据的收集主体只能是侦查机关,并且证据只能是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程序所收集。狭义的非法证据概念更加符合实际的司法要求,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实体正义。

二、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规定及不足

(一)现行的立法规定

1.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法条规定了以暴力或威胁的方式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应当予以排除;物证、书证的收集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如不符合法定程序就应当予以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否则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我国刑诉法第57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在公诉机关,这与刑事诉讼的原理是一致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责任在于控方,也就是公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

(二)现行立法规定的不足

    1.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比较狭窄

前文提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以暴力或威胁的方式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应当予以排除;物证、书证的收集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如不符合法定程序就应当予以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否则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条只规定对言词证据和物证、书证予以排除,并没有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证据放在排除范围之内。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需要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内容仅限定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任何证据形式都可能存在非法取得的可能,把非法证据的范围仅限于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中的前5项,是不全面的,需要完善。

    2.未明确“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

   “毒树之果”是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为基础上,由此获得的第二手证据。《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做出相关规定,毒树之果的缺失除了在内容上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整外,更为严重的是必将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规避或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甚至出现反向激励非法取证的恶劣后果。“如果对毒树之果排除的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为了得到毒树之果而故意砍伐毒树的现象就会发生,这就难免给非法取证行为以诱因,其后果也会使对“毒树之果”排除的效力大打折扣。”

3.缺乏必要的救济途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和审查程序,但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把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权赋予法院,对于一审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当发生以下三种情况时,救济途径就显得很有必要:(1)辩方已经依法提供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需要的证据材料,并已经达到了部分法官对案件证据合法性“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最终并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辩方不服的;(2)法庭经过审查后对当事人申请排除的证据做出不予排除的决定,辩方不服的;(3)公诉人对法庭做出的证据排除决定不服的。如河南商丘赵作海故意杀人案。庭审时,赵作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否认了杀人一事。但法院以赵作海曾在公安部门做了九次认罪笔录为由驳回。2002年12月,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决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作海并未上诉,开始了漫漫囹圄生涯。2010年5月8日,河南省高院再审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和责任追究机制。赵作海当年之所以违心认罪,完全是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5月11日,赵作海向媒体讲述了在柘城县公安局刑警队受到的非人折磨。办案警察对他拳打脚踢,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脑袋,敲得他发晕。还在他头上放鞭炮,把他铐在板凳上,30多天不让睡觉。当时打得他生不如死,叫他咋说就咋说。因为相关救济途径的缺乏,赵作海及其辩护人对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非法言辞证据毫无办法,从而导致错案冤案的发生。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一)扩大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应当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证据放在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之内。并且因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性质不同,所以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应当区别对待。经过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一律排除,而实物证据则应该实行“原则加例外”来区别对待。对于实物证据,因为实物证据具有客观性、不可替代性,所以出于我国现在的司法状况,应该适当调整非法排除实物证据的条件,原则上对于明显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取得的非法实物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于违法行为较轻、危害轻微并且对案件有决定性影响的证据,应当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决定。

(二)明确对“毒树之果”的规定

    明确对“毒树之果”的规定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毒树之果是否排除,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不予排除,认为不能将毒树之果纳入排除的范围,否则将导致刑事审判中可以利用的证据大大减少。第二种观点是自由裁量排除,主张对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而获取的其他证据,采取利益权衡原则,由法官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待证明事实的重要性决定是否采纳。笔者觉得第二种观点更适合现阶段我国的刑事司法现状,对“毒树之果”的排除由法官自由裁量。法官衡量的基础应当从“毒树”与其派生证据之间的联系度和有利于震慑法律执行者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裁定。

    (三)完善救济途径

    法谚“无救济则无权利”,完善救济途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对法庭的处理结果不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在实体审判程序进入上诉阶段时与实体问题一并提出;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非法证据的决定确有错误,可以在提出抗诉时一并提出。二审法院对于控辩双方的上诉和控诉,法庭应该审查。这样控辩双方均有救济的措施,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四)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想得到有效的执行,不但要在立法上明确排除非法证据,并且还要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第一,建立司法人身检查制度。实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人身检查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始羁押时,看守场所应对其进行身体检验,以记载被告人被羁押时的身体状况,并定期复查,以防止刑讯逼供情况的发生。

第二,有必要规定律师讯问时的到场权。辩护律师在讯问时的到场权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或相关判例中予以承认。确保律师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的到场权,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同时可以有效防范刑讯逼供等现象的出现。如本院刑庭审理被告人刘某涉嫌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被告人刘某及其辩护人以办案民警曾因刘某要聘请律师而对其刑讯逼供为由,向本院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刘某及其辩护人指出侦查机关违法获取刘某有罪供述,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和线索。公诉机关虽出示了办案民警调查笔录及看守所健康检查表、医生调查笔录等证据,但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公诉机关亦未针对性地播放刘某在派出所审讯录像,并未对刘某出现多次供述情形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排除。由此可见,规定讯问时律师的到场权非常有必要。

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产生至今,一直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并体现着其重要的价值,它对于人权的保障、促进程序公正、实现宪法权利、维护司法权威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存在着各种不足,但必须承认我国新刑诉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要完善这一产生已经百年的制度,仅靠新刑诉法以及之前《两个规定》的条文是不够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然能逐步完善,推动我国司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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